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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氏家庙说古人


作者:张陵 来源: 发布时间:2017年10月14日
 

到南安英都观光,洪氏家庙是一定要去看看的。

当今盛世,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生活幸福。老百姓安居乐业,自然就会想着续祖谱,修宗祠,建家庙,以便寻找祖宗的足迹,分享祖宗的荣光,有时不经意也编造一些祖宗的神话。可以说,各地都在挖掘自家的历史资源,立文化品牌,搞得如火如荼。洪氏家庙不是现在建的。早在几百年前的明朝万历年间(公元1617年),就修建成了。它历经沧桑,起起落落。好在洪氏子孙有心,不断香火,不断修葺,总算把家庙的格局规制保存下来。不过,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些年重修的,已经焕然一新。据说是福建省内明朝最大的宗祠家庙建筑群,很有特色,也很有名气。

由于工作业务上的关系,各地的寺庙宗祠我见得多,乡村氏文化也接触得多,一般不大容易动心动情的。可来洪氏家庙,我却被吸引住了,驻足停留许久。其实,最初就因了宗祠前的一幅对联:“固始源流远,翁山世泽长”。想必这洪氏祖先,来自河南固始。据我所知,福建张姓,也就是我们这一支,也是源于河南固始。家父生前曾几次要带我回去寻根,最终都未能成行。以后,我也一直没有去。不过,这“固始”二字,却在我心里留下了结。看到洪氏祖先与我祖先同源,虽然不知当年是否结伴而行,一起到福建打拼,但心里那种亲切之情,却不禁由然而生。有了情感,脚步也就放慢了。

 

不管是先是后,是早是晚,洪氏族姓在福建南安扎稳了脚根,开创了业绩,显然发展得比其他氏族更为出色成功。后来的地方文化研究专家揭示了洪氏家族发达的秘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坚持了重教兴学,劝学励志的传统,也就是积极引导洪氏子弟爱读书、苦读书,狠读书,几代人都读书。过去主要读“四书五经”圣贤书,读了圣贤就考科举。中了举,就去做官。做了官,家族就发达,氏族就兴旺。道理并不深奥,做起来实为不易。洪氏家族坚持下来了,靠着这很实用的文化理念,改变了整个乡村家族的命运。耕读之花在千万里之外的京城结下了丰硕的果实。据史料记载,从明永乐到清光绪,英都洪氏族人考中秀才570人,贡生63人,举人65人,进士18人。授任朝廷官员的有21人,省司官员有14人,州府官员37人,而担任县官的,就更多了,达到44人。应该说,明清两朝,是洪氏家族发展的黄金时期、鼎盛时期,不少洪氏子弟,成为朝廷重臣,个人事业达到了顶峰。这种读书做官的成绩,算不算文化奇迹,我说不好。不过,建一座家庙,其份量还是足以令世人嘱目。

洪氏家庙的厅堂里,供奉着历史上地位显赫的祖先的牌位。有些祖先画成巨幅标准官服图像悬挂起来,颇有威严,颇有气场。高高的厅堂上,依次挂着不同字体的横匾,有十几块,挤得满满当当的,很见气派。匾额上写的内容更见气派。从那些“光禄大夫”“通奉大夫”“武英殿大学士”“尚书”“待郞”“监察御史”“布政”等古代官位名称中,我们可以想象洪姓氏族历史上的辉煌。这些朝廷高级官称如此集中于一座乡村庙堂里,给人感觉很不一样。

有一块匾额上写有“中国军乐之父”字样,引起我的注意。一打听,才知是写给被称为中国军乐奠基人洪潘先生的。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参与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担任军乐团总教师,为中国军队文化建设做出过贡献。他可能是进入洪氏家庙里的第一个当代人。这个信息,十分重要。我以为,这座古老的家庙,终于得到当代先进文化的生气灌注,透露出一丝新时代的气息。现在读书人,当官已不是唯一的事业和成就的追求。读书做官固然好,但读书做其他的事也不坏。洪氏后代,今天遍布海内外,当官的固然还会很多,但各行各业的精英和名人会更多。他们创造的业绩以及对人类生活和进步的贡献,应该说完全可以和他们的祖先相比美。如果他们有一天也象洪潘先生一样,进入家庙的史册,洪氏家庙就会呈现新的气象。

 

说来说去,其实洪氏家庙里我最想说的,还是那些古人中的最值得一说的人物洪承畴。家庙中挂着他的画象,是参考沈阳故宫保存的洪承畴像,据说比较接近真实的本人。说实话,并非如其他人高大威猛,那般踌躇满志。他个子矮小,看上去还有些心事重重。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人,在中国历史改朝换代进程中起着的重要作用,超过了庙堂里所有的人。

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洪承畴生于南安的一个乡村里。虽然属洪氏望族,但家道中落。到了洪承畴出生时,他的母亲靠着买豆腐为生,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好在洪承畴天资聪慧,极能读书,在二十三岁那年,就考上了举人,第二年又赴北赶考中进士,被朝廷看好,从此开始了他的建功立业的政治生涯。这样算下来,洪氏家庙是在洪承畴中第登科那年起建,说不定是为给洪承畴贺喜而建的。不过洪承畴从离开后再也没有回到家乡,也未必知道家乡父老的这份情意和苦苦守望。也未必知道后来漫长的历史里,洪氏后人为他分担的道德压力。这个时候的他,春风得意,胸怀大志,追求功名,大展鸿图。这一去,就没有找到回家的路。

洪承畴先是明朝的重臣,历任三边总督、兵部尚书、蓟辽总督等要职。一介书生,管理朝政,领兵打仗,样样得心应手,是当时难得的帅才。这么一个朝廷倚重的大官,后来竟不可思议地投降了清朝,照样也成了清朝的重臣,当过兵部尚书、英武殿大学士等要职。虽然《清史稿》说清朝皇帝仍把他列入“贰臣”,但谁也不能否认他对清王朝开疆拓土以及政权的建立与巩固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对于他的作为,历史上有“开清第一功”之评价。

 

正因为他明臣降清,功劳又那么大,所以成了历史上的一个争议人物。历史学家那里褒贬不一,政治家那里也有褒有贬,文艺家好象也参与进来。当代一些地方戏,说他坏,有些过意不去。说他好又力度不够,底气不足。人物思想面貌总是含混不清。在传统的世俗口碑里,洪承畴基本上就是一个反面人物。清朝统治早期,反清复明的民间势力很强大。这批人掌握了民间意识形态,自然是骂洪承畴的。等多年以后,反清复明思想云消雾散,洪承畴的骂名还是被延续下来。我小时候看连环画,讲洪承畴的事情。前面还说他好话,后面就说他是汉奸,道德品质极为不堪。搞得我一头雾水,价值取向都混乱了。以后做文化工作,虽不懂历史学,但不时会碰到怎样评价历史人物问题,每每都想到了洪承畴。最近读到历史学家苏双碧先生为王宏志的《洪承畴传》一书写的序文,才知道洪承畴“汉奸”的帽子还戴着,没摘掉,骂声还不绝于耳。不过,我是非常支持苏先生和《洪承畴传》作者观点的:应该彻底改变世俗社会对洪承畴的误解和偏见。

说洪承畴是“汉奸”,无非说他道德品质上有问题,气节不保,对大明皇帝不忠,叛国投敌。其实封建时代的家国概念,和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并不一样,核心价值、道德伦理关系的本质也不一样。封建时代几千年,国家概念变化也很大。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与汉唐时期,与魏晋南北朝也不一样。到了现代民族国家时代,变化就是带根本性的。现代民族国家有一整套逻辑比较严密理论体系,许多与之相关的概念,都有明确严格的内涵和外延规定性,不可随便附会套用。我们现在讲的“汉奸”,指的是近现代投靠帝国主义列强和殖民主义侵略者,分裂国家,出卖损害国家民族利益的人和集团。如汪精卫、周佛海等汉奸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汉奸集团。这种时代性非常明确的政治道德评判,不宜过度扩大,也不宜随意套在古代历史人物身上,哪怕这个人物看上去很容易被套。

洪承畴就是这样一个很容易被套的古代历史人物。长期对他的种种负面评说,恐怕就是理论认识上随意套用造成的。老百姓受正统观念影响,可以理解。专家们要是糊涂了,就应该打板子了。说他对祟祯皇帝的愚忠不够坚定我倒同意,说他是“汉奸”,不准确,不正确,不公平。至于忠君气节问题,更不宜和“汉奸”问题混在一起说。其实,以严肃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做历史学问,这都不是什么难题,可以分得清楚,讲得明白。学界共识加大了,看法统一了,民间的或世俗社会的偏见也就不难破解了。

我无意对历史研究多嘴多舌,只是觉得,小小家庙能触动我们往深里思考国家民族历史的大事小事,远事近事,挺有意思的。有了洪承畴,洪氏家庙就不是一座普通的乡村宗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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